中国酒文化之佛教与酒，佛教为何禁止饮酒？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约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传人中国，丰富的佛教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反对饮酒人尽皆知，酒戒为佛教根本戒律之一。原始佛教经典《阿含经》也曾记载佛陀所育“不饮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

　　五戒，是为佛教徒所要遵守的五种基本行为准则，由此断除恶因，进求佛果。虽禁止饮酒，但这也注定了中国酒文化与佛教之间的不解之缘。

　　佛教戒律反对饮酒，无论在家、出家都一律禁止饮用。严格地说，但凡有酒色、酒香、酒味，或仅具其一而能醉人的，不论为谷、酒、果(木)酒、药酒、甜酒(蜜、糖、葡萄等酿制)、清酒，乃至酒醉、酒糟，皆在禁戒之列，饮咽则犯。戒律在佛陀时代的印度产生过实际的影响，如《佛说戒消灾经》载，在佛法弘化初期的中心国家，当时有一个县皆奉行五戒十善，全县界内没有酿酒者，一位大姓子弟因犯戒饮酒，被父母逐出了家门。

　　根据对象的不同，三藏诸部经典中把关于饮酒的过失归纳概括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世间的在家人，多从一般现实生活、事业、财富的得失，利弊而言。以《阿含经》之《阿雀夷经》为代表，经中佛陀告诫富商善生世间有六种恶行能损财业，一类即是由饮酒而产生的六种恶行，“一者失才，二者生病，汽者易生争斗，四者恶名流布。五者悉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损。唯有加以避免，才会财业日增，生活和乐另一类则是针4对信人的四众弟子。是对出家众人的开示，有“十过(颜色恶，少力，眼不明，现慎相，坏业资生。增疾病，益斗讼，恶名流布。智慧成少，坏命终，堕诸恶道)”、“三十五过”、“三十六失”等，不仅止于世间善恶得失，进而更上升至饮酒对出世的终极解脱的极大危害。除函括前类过失外，更从滋求、造作恶业、破坏信仰、妨碍修行等方面数陈其罪，以为信持佛法者的警鉴。

　　佛教是主张“出世”的，它要求人们戒除“三毒”(贪、慎、痴)。摈弃一切欲望和追求，坂依于佛、法、僧“三宝”。佛教重视智慧，饮酒之后还能够自制而不致昏乱的人不多，而多饮酒或酗酒后的I}7事、丧德随处可见。佛讲究的是修身养性，四大皆空，是拒绝饮酒的，岂能诗酒疯狂？所以，为了保持清醒，利于修行特别是为了达成修行的目的必须戒酒，不得饮酒乃是印度佛教徒的特色。在佛教众多经典之中皆有戒酒，不但戒喝酒”，禁止教人饮酒，而且把“沽酒”(买酒、卖酒)列为“十重戒”，不得操持、沾染任何酒业、酒缘，即不得饮酒，不得尝酒，不得嗅酒，不得卖酒，不得以酒饮人，不得谎称有病欺饮药酒，不得至酒家，不得和酒客共语。

　　总之，酒是昏狂之药，一切严重的过失都因此而生。如《多论》以为此戒极重，能使人作四逆重罪，并能使人因酒醉而破犯一切戒，造一切恶，实是昏神乱思，放逸之本。经律中每每将酒譬喻为毒药，甚至有宁饮毒药不可饮酒的教诫。在佛制的戒律中，佛教徒亦非绝对地不可饮酒。依律制，倘患病而由医生处力，不得不用的情况下使用酒，即以酒为药，或饮，或含口中，或以酒涂疮，都不为犯戒对原本嗜酒，出家后因戒洒而病瘦不调的僧人，佛陀也非毫不通融，一味禁止，而是为其略开方便之门。据记载，佛陀特许断酒致病的比丘，以造酒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等的屑末，用白布包裹起来，放置于“无力不醉淡酒”中浸渍，“匆令器满而封盖之，后以清水投中搅饮”。或者“以面及树皮，并诸香药，捣筛末，布吊裹之，用杖横击，悬于新熟酒瓮内，勿令沽酒，经一二宿以水搅用”，以此止息酒渴之病。也有允许病酒者于瓮嗅酒味、以酒身、吃用酒和面作的酒饼，乃至于酒中自溃的记载。

　　汉传佛教所承授的《四分律》，准许僧人在有病而其他药治愈不了的情况下，以酒为药，非唯“和水饮酒”，直接服饮也是可以的，较原始佛教似为宽松。但为防止滥行，《南山戒本疏》又特别强调，不是有病就可饮药酒，而是必须用其他药遍治不愈后，才能服用。

　　佛教虽禁止饮酒，但是却也是对如今蛮横劝酒、过量酗酒的糟粕酒文化的一种警醒，“酒是昏狂之药”，即便是在如今对于不信仰佛教之人来说，也是如此，不宜过量饮用，应有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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