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喜饮葡萄酒，唐朝的葡萄酒文化

　　唐朝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唐太宗继位后开创贞观之治，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并列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声誉远扬海外，喝酒已经不像以往是王臣贵族的特权，寻常百姓也普遍饮酒，盛唐时期，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且唐朝人不满足于普通品类之酒，而更喜葡萄酒，甚至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都珍爱葡萄酒，自此也形成唐朝的葡萄酒文化。

　　到唐朝为止，人们主要是喝低度的米酒，但当时普遍饮用的低度粮食酒，无论从色、香、味的任何方面，都无法与葡萄酒媲美，这就给葡萄酒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当时葡萄酒面临着的真正的发展机遇是：在国力强盛，国家不设酒禁的情况下，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钟爱葡萄酒，唐太宗还喜欢自己动手酿制葡萄酒。据《太平御览》：“(唐)高祖(李渊)赐群医食于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陈叔达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遗乎。遂流涕呜咽，久之乃止，固赐物百段。”由此可见，在唐初，经过战乱，葡萄种植与酿酒基本已萎缩，连朝中大臣的母亲病了想吃葡萄而不可得，只有在皇帝宴请大臣的国宴上方有鲜葡萄。

　　《太平御览》记载，唐太宗贞观13年(640年)，唐军在李靖的率领下破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唐太宗从高昌国获得马乳葡萄种和葡萄酒法后，不仅在皇宫御苑里大种葡萄，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制。酿成的葡萄酒不仅色泽很好，味道也很好，并兼有清酒与红酒的风味。

　　盛唐时期社会稳定，人民富庶。由于帝王、大臣喜好葡萄酒，民间酿造和饮用葡萄酒也十分普遍。这些在当时的诗歌里都反映。

　　诗人李欣，《唐才子传》称其“性疏简，厌薄世务”。他在《古从军行》中写道：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廓，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李欣这首《古从军行》写了边塞军旅生活和从军征戎者的复杂感情，借用汉武帝引进葡萄的典故，反映出君主与百姓、军事扩张与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与人民牺牲之间尖锐而错综复杂的矛盾。全诗风格苍劲悲壮。诗的结尾借用葡萄引进的典故，揭示战争后果，虽不加评判但爱憎分明，为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之一。

　　李白，又称“诗仙”、“酒仙”，素有“斗酒诗百篇”的名声，十分钟爱葡萄酒，甚至在酒醉奉诏作诗时，还忘不了心爱的葡萄酒。他在《对酒》中写道：

　　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

　　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

　　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

　　实际上，李白不仅是喜欢葡萄酒，更是迷恋葡萄酒，恨不得人生百年，天天都沉醉在葡萄酒里。《襄阳歌》就是他的葡萄酒醉歌。他在《襄阳歌》中写道：“……，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嵛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诗人李白幻想着将一江汉水都化为葡萄美酒，每天都喝它三百杯，一连喝它一百年，也确实要喝掉一江的葡萄酒。从诗中也可看出，当时葡萄酒的酿造已相当普遍。

　　在唐代的葡萄酒诗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王翰的《凉州词》了。诗中写道：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边塞荒凉艰苦的环境，紧张动荡的军旅生活，使得将士们很难得到欢聚的酒宴。这是一次难得的聚宴，酒，是葡萄美酒;杯，则是“夜光杯”。据《十洲记》：“周穆王时西胡献夜光常满杯，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鲜艳如血的葡萄酒，满注于白玉夜光杯中，色泽艳丽，形象华贵。如此美酒，如此盛宴，将士们莫不兴致高扬，准备痛饮一番。正值大家“欲饮”未得之际，马上琵琶奏乐，催人出征。此时此地，琵琶作声，不为助兴，而为催行，谁能不感心头沉重？这酒还喝不喝呢？这时，座中有人高喊，男儿从军，以身许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有酒且当开怀痛饮!醉就醉吧，就是醉卧沙场也没有什么丢脸的，自古以来有几人能从浴血奋战的疆场上生还呢!于是，出征将士豪兴逸发，举杯痛饮。明知前途险厄，却仍然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

　　在众多的盛唐边塞诗中，这首《凉州词》最能表达当时那种涵盖一切、睥睨一切的气势，以及充满着必胜信念的盛唐精神气度。明朝王世贞称此诗为无瑕之璧，与王昌龄的《出塞》同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此诗也作为千古绝唱载入中国乃至世界葡萄酒文化史。

　　如今葡萄酒风靡世界，很多国人认为葡萄酒是外来产品，因而葡萄酒长期被列入“洋酒”之列。而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人类和葡萄的起源中心之一，葡萄酒应是中国“土酒”，而不是“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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