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颐生创办至名扬天下

“浅倾家酿酒 细读手抄书”这是张謇手书的楹联，当时张謇家中一直开设有酿酒作坊，推本溯源颐生酿造厂的创办年代是在张謇高中状元时的1894年，当时宴请颇多，以“家酿酒”招待客人，馈赠亲友，于是酒坊加大产量，初步形成规模。

大家都知道张謇办实业之初创立了大生纱厂，当时为纱厂建立棉花种植基地，张謇还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初垦之地是盐碱地，除了适合种植棉花，也特别适宜种植高粱、小麦之类的酿酒原料，于是张謇把家里的酿酒作坊移到垦牧公司驻地海复镇，扩大生产规模，取名颐生酿造公司。

但之后通海垦牧公司遭到特大海潮的袭击，颐生酿造公司的厂房被冲毁，设备原料损失殆尽。

颐生酿造公司被海潮冲毁后，张謇在常乐镇状元府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另建颐生酿造厂，并亲自题写厂牌。左图是1903年颐生酿造厂门市照片，而右图就是张謇题写的厂牌。

“多把芳菲汎春酒，已见沧海为桑田”，这是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创立十周年之际，在垦区望稼楼用颐生酒招待宾客时题写的对联，抒发了他对颐生酒颐养生灵和通海垦牧公司沧海成为桑田后的喜悦心情。

颐生酒的品质和独特东方神韵也在国际上渐渐风靡，通过世博舞台名扬天下。

1903年，张謇东渡日本70天，遍访当地的教育、实业，同时应日本领事天野邀请赴日本大阪参加劝业博览会，随带的颐生茵陈因为酒醇味美博得一致好评而获奖。

1906年，万国博览会在意大利米兰召开，颐生酿造厂参展的茵陈酒获金质奖章，这是中国酒业在世博会上获得的第一块金质奖，比国内其他酒类世博获奖早了整整9年。

这是当时意大利万国博览会的史料照片，当时的参展场馆“中国馆”及参展人员照片。据史料记载，1905年意大利驻中国大使与清政府外务部照会中提到次年拟在秘拉喏（即米兰）设立赛会，当时外务部将照会内容转送商部，商部与南北洋大臣相商如何办理。当时张謇时任商部头等顾问官，在南洋大臣周馥的举荐下，张謇精心选择参展商品，积极赴赛，由他本人创办的颐生酒因“药食同源，愈补于饮”的中医养生特色与出色的口感拔得头筹，中国品牌在国际赛事中声名远播。

第二阶段：酒厂私营到解放前

因世博会上获得大奖，颐生酒声名鹊起，广开销路。

这些民国初期颐生酒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图文并茂，即使现在来看也极具传播艺术。

左边这则广告“增伉俪深情，作亲友礼品”，看来当时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颐生酒都是不错的选择。

右边这则广告则突出了颐生酒行销各地，品质纯美，屡获奖励。而且这里还写到“各大酒店均有出售”，可见销路之广，很受消费者的喜爱。

这则是民国二年（1913）元月十日在《通海新报》头版所刊登的一则广告。

这则广告里提到颐生酒香浓味厚，气烈性和，在当时的名酒洋河、牛庄之上，比国内的汾酒、外国的白兰地有过之无不及，提及丙午年（1906年）在国际大赛上获得最优等奖，由此颐生酒风行，中外订购者应接不暇，现在颐生酒运输到各大码头，因为名声大噪，恐有假冒仿制者，特此提醒惠顾的各位要注意购买有本公司商标的商品。看到颐生在当时名气很大，甚至出现“盗版”。

同时列出了颐生当时开发生产的八个品类：白玫瑰酒、绵茵陈酒、紫葡萄酒、金波玉液、五茄皮酒、虎骨木瓜、史国公酒、桑葚乳酒，品类颇多。

后来在国内的一些评比中，颐生酒也屡屡获奖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1922年上海总商会上，颐生茵陈酒荣获二等奖。

1929年杭州西湖博览会上，颐生茵陈酒荣获大奖

到了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海门，颐生酿造厂成为日寇的据点，生产受到影响，到1942年苏中根据地建立，酒厂逐渐恢复正常。图片上正是苏中抗日根据地建立是海启参政会在颐生酿造厂外的合影。

第三阶段：解放后军管到大跃进

抗战结束，海门政府决定恢复酿酒生产，重振颐生酒厂，酒厂进入了全面恢复时期。解放初期，苏北行署派了专员来到常乐镇，筹备恢复生产的事宜，与张謇的后人张绪武协商达成协议，租赁接管颐生酒厂，隶属苏北酒业专卖公司，改名为国营海门颐生酒厂。

1951年的时候，酒厂由苏北行署移交给南通领导，接而正式成立酒厂委员会，任命朱起来为厂长，生产蒸蒸日上，企业发展迅速，规模也慢慢扩大。上图为1953年由苏北行政公署任命朱起来同志为颐生酒厂厂长的任命书照片。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颐生酒厂起步艰难。工人们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克服原料紧缺的困难，总结经验，改造设备，开展劳动竞赛。

左图就是颐生酒厂第一次劳动竞赛获奖者的合影。

1953年1月16日，酒厂划归江苏省工业厅领导；4月5日，划归南通市工商局领导；6月，苏南松江酒厂合并于颐生酒厂。在颐生酒厂全员的努力下，生产蒸蒸日上，企业迅速发展，规模天天扩大，迎来了发展中的一个小高潮。

右图是1955年工人们欢送厂长朱起来，欢迎党支部书记朱萍时的合影。

第四阶段：三年自然灾害到文革

1960-1962年，因天灾人祸，进入了最困难的三年，粮食空前紧张，酒厂依靠番薯干等非粮代用品制酒应付维持，而且在1962年，颐生酒仍在全省大曲酒评比中获得第一。

1963年，建造了10吨水塔，全厂也第一次用上了自来水，解决了扁担挑水的困苦局面。

1964年，海门食品厂、余东食品厂的米酒工厂划归颐生酒厂。

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潮到来，当权派遣斗批

1968年2月“工代会”成立。4月，酒厂建立革命委员会。

第五阶段：70年代企业恢复期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进入全面治理整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酒厂进入恢复期，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上图是70年代的厂门，上书：酒味冲天飞鸟闻香化凤，糟粕落地游鱼得味成龙，描绘出化腐朽为神奇的磅礴意向， 可见当时颐生人都是众志成城，投身生产和创造。另有对联“树立道德风尚，建设文明中华”和标语“继传统狠抓质量，创名牌争分夺秒”，成为当时颐生人的行为标杆和精神向导。

这是当时1972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访华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宴会欢迎，席间田中首相提及知晓张謇以及想喝张謇创办的颐生酒，这和张謇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东游日本70天并在此期间参加大阪劝业博览会有着重要渊源，后来国家也比较重视，外交部也特地将这一消息传达到酒厂。

这是江苏省委授予颐生酒厂“大庆式企业”的荣誉，以表彰酒厂全员艰苦奋斗，团结奋斗的精神。

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精神风貌之下，颐生酒厂扩大规模，全面恢复生产，产品畅销各地，1979年酒厂改建厂门及码头，图片上可以当时厂门前码头的繁忙景象。

酒厂产品严把质量，1980年生产的茵陈酒被南通地方行政公署授予“优质产品”的称号

第六阶段：80年代企业发展期

80年代颐生酒厂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1982年，经南通地区行政公署计划委员会批复，厂内扩建千吨颐生酒项目，形成1600吨生产能力。

83年酒厂实行党政分工的厂长负责制，建立职代会制度，87年又相应号召全面实行承包制，政府与厂部签订承包合同，厂部再分解到车间签约承包，当时大家都士气高涨，形势一片大好。

1984年省经委批复：同意颐生酒厂新建茅台酱香型大曲酒车间。

图上这位正是原茅台酒厂董事长季克良，他是江苏南通人，当时他还是茅台酒厂的技术厂长，回到家乡来到颐生酒厂指导酱香型白酒的生产。

这一年酒厂还获省轻工厅先进单位称号。

当时酒厂生产了两款酱香型白酒：茅镇酒和謇翁酒

图上是1989年，謇翁酒在省级鉴定会上，省轻工食品处处长沈怡方、茅台酒厂厂长季克良分别任鉴定会正副主任。“謇翁酒”被誉为“江苏茅台”。

第七阶段：90年代企业发展期

90年代颐生酒产销两旺，同时产品品质也获得社会各界的诸多肯定，1985年颐生茵陈酒被评为“江苏省优质食品”，1991年謇翁酒被评为“江苏省优质食品”，92年颐生酒被认定为“中国友好观光标志产品”，95年颐生酒被授予“上海国际电影节影星特别选用酒”

93年酒厂建成了万吨级黄酒生产线

94年酒厂迎来了百年厂庆，同年六月酒厂更名为南通颐生酿造酒厂

90年代后期，颐生酒厂又进行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企业深层次矛盾加剧，体制多变，酒厂经营陷入困境。

第八阶段：改制后的企业发展

2003年11月，企业彻底改制，南通颐生酿造公司引进民资，酒厂开始展现出新的风貌。

2004年迎来颐生酒业诞辰110周年，并举行了隆重的开窖仪式

并先后冠名了一系列重要活动、国家赛事等

颐生再次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并被评为年度“金奖品牌”，中央电视台《走进中国》栏目也特意走进这座百年酒厂，探寻这来源于宫廷的百年颐生秘方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行，因世博而生，为世博而来的颐生酒再次闪耀在世人眼前。

时任市委书记的丁大卫在东方卫视“魅力东方-迎世博”的节目中酒力推了金奖颐生酒。

茅台酒厂董事长季克良再次参观指导颐生酒

世博会期间，颐生酒受到媒体和消费者的热捧

北京卫视的节目中，邀请学者专家一起论证了茵陈酒的历史、配方及习俗，这里就讲到了《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茵陈为上品，常年喝可以轻身、延年、益寿，而这茵陈酒就是源于清廷宫中御医，为皇室养生健身所用。

2011年颐生酒还随“雪龙”号极地考察船抵达南极中山站，因为南极气候恶劣，南极科考队员常需要饮酒驱寒，而颐生所酿的尊素堂很受科考队员的喜爱，不仅驱寒，而且融合了中医养生文化，还可以调养气血，成为南极科考队的指定用酒

2011年商务部授牌“颐生酒”为国家第二批“中华老字号”，全国仅有700多家，其中江苏有96家。

后续颐生酒陆续亮相各大糖酒会和酒节，都取得了不俗的反响。

2010年受外交部邀请，颐生酒作为国礼赠予南非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马沙巴内女士，颐生酒受到了南非总统祖马的热捧

颐生酒厂发展至今，依然受到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指导。

第九阶段：展望未来

颐生酒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品牌资源，目前百年颐生将游、养、娱的消费需求，通过文化创意、消费体验和颐生生产基地相结合，引领颐生酒进入发展新模式。

颐生老厂区：通过工业遗存建筑改造后的“百年窖池群、酿酒技艺展示馆、酒文化博物馆、秘方展示馆、体验馆、陶艺工坊、陶艺展示馆等，使消费者了解颐生酒的酿造过程，历史及秘方的神奇功能，并借助个性酿造、陶艺制作、创意设计为核心的定制酒和以酒水品鉴消费为核心的体验产品。让客人由身至心融入百年颐生特色体验的享乐之中。结合厂区内张謇故居、张詧故居等多种人文业态，形成集参观游览、体验消费、酿酒知识普及等的体验式工厂。

颐生植物园：以颐生养生文化为核心的颐生生态植物园，通过药用植物百药园及药食同源植物的种植和生态养殖为体验亮点，展现颐生酒配方中草本、花卉，水果，五谷原料等的奇特之美，突出自然的生态种植环境，发挥生态观光、科普、消费者教育,休闲旅游等主要功能，激发游客的游览兴趣。在对颐生酒的原料中，高粱，草本了解的同时，进一步延伸拓展，将中国几千年的中医中药文化作为科普展示在消费者面前，使其更有价值和乐趣，并深刻体会颐生-颐养生命，生生不息的品牌内涵。

颐生新厂区建设：为满足公司系列产品的需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将投入12.8亿元，新建窖池2000口，原酒年产量为10000吨；新建自动化包装物流中心，为颐生酒整体规模的快速增长提供充分保障。较长时间的储存是生产优质酒类产品的必要条件。公司新建储酒基地，基酒储存达10000吨。研发中心的建设，是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的需要，建立原料、酒体、酒品设计研发中心，进一步调整优化生产工艺和技术，提升原酒品质，优化产品结构，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商道即人道。百年前，先贤本着“天地之大得“曰”生”的朴素理想，兴办实业，而其目的也不单纯是为了求利，而是为了富国致强的大义；他也不止于创办实业，同时还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地方自治以及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等，有着“仁爱立人救国”思想的张謇可谓是近代中国第一代儒商的佼佼者。张謇身上所拥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关心国体民生的经世致用思想，讲究个人操守的道德自律等品格，是作为张謇事业传承者——颐生人恪守并将持之以恒的立业之本！

百年前张謇在南通打造出了一个他理想中的新兴世界，也为中国酒类在世界上打出了一片从未有过的新天地。沉甸的荣誉，将是颐生人在未来前进路上最大的动力！更是了慰百年前一位老人对未来世界的无尽期盼。

潘岳：张謇是谁

张謇是谁 很多人想给张謇一个定义,却没有一个定义能完全概括。 张謇第一个标签,是实业救国的民族工业家,这是毛主席提过的。 但若说张謇的首要角色是工业家,则远远不够,他的政治色彩更为浓重。在中国近代史几大政治转折处,他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仅以“走向共和”前的几件事为例。是他将梁启超引荐给翁同龢,开启了维新运动序曲；是他促成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了东南互保,成为地方自治的首倡者；是他发起了预备立宪公会,成为

张謇是谁

很多人想给张謇一个定义,却没有一个定义能完全概括。

张謇第一个标签,是实业救国的民族工业家,这是毛主席提过的。

但若说张謇的首要角色是工业家,则远远不够,他的政治色彩更为浓重。在中国近代史几大政治转折处,他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仅以“走向共和”前的几件事为例。是他将梁启超引荐给翁同龢,开启了维新运动序曲；是他促成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了东南互保,成为地方自治的首倡者；是他发起了预备立宪公会,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是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并幕后主持了南北议和,成为“民国的助产士”。

在张謇与清末民初一百个风云人物的交往中,有清帝光绪与摄政王载沣,以及善耆和端方；有清流名臣翁同龢、张之洞、沈葆桢；有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有北洋政权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以及唐绍仪与熊希龄；有奉直皖系几大首领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徐树铮；有革命先驱黄兴、陈其美、蔡锷、章太炎；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谭延闿；还有各界翘楚蔡元培、黄炎培、罗振玉、王国维、竺可桢、丁文江、梅兰芳、吴昌硕……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人物的年龄跨度约半个世纪,立场上泾渭分明、有的甚至互为仇雠,但都对他基本认同,且都与他在不同时段共同谋办了历史大事,这种能量与维度,在当时的政治家中并不多见。

张謇第二个标签是“立宪之父”。清末新政时,他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实际领袖。他第一次将西方议会政治引入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体；他领导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客观上催化了辛亥革命的到来；他更是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领袖,一系列新观念引领政治潮流。

但张謇的政治道路比“立宪”要复杂。他曾是帝党的骨干,却第一批投向共和；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被保皇党斥为“张、汤之罪”；他作为立宪派的领袖,却支持了袁世凯；在袁称帝后,又转而支持蔡锷的护国运动……他一生多变的政治立场,和梁启超不断变化的主义一样,成了研究者需要不停解释的一个问题。

一

万变不离其宗。张謇万变中所坚守的“宗”,是大一统与共和。他的政治理想,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以及维持大一统的强力政府；二是保证中央权力不沦为私属的宪法,即共和宪政。两者缺一不可。

他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前五十天(1911年12月22日)发布的《共和统一会意见书》,是这一理想的集中表达:“夫欲维持中国今日之分割,不得不以维持领土为第一要义”“夫吾人之所谓为共和主义者,非谁某一族一姓之共和主义,乃合全国之二十二行省,及蒙盟藏卫,而为一大共和国。要以言之,即统汉、满、回、蒙、藏之五种人,而纳之一共和政体之下者也”“设共和政治进行时代有力之枢机,而即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者。”

他始终贯穿着这一原则。

他的共和,是大一统制度下的共和。辛亥革命之后,各省通电独立,他明确主张,此“独立”是指各省相对于清廷政权而独立,但绝不是指背弃大中华共同体而各自独立。“夫独立云者,离北京政府而独立,非各自独立之谓者。”

他的地方自治,是大一统制度下的自治。东南互保,只是暂时不听从清廷乱命,中央稳定后,还是要回归的。

他的立宪和议会,也是大一统下的立宪和议会。当议会变成乱源,他便命令儿子拒绝参加。“……在沪及舟中,又知议会种种幻象,污浊昏扰甚矣。开会期近,儿其坚辞,以全我父子之清白。”

在内忧外患最为严峻的关键时刻,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为维护大一统做出了特殊贡献。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驱除鞑虏”的排满狂潮引发了满蒙王公的恐惧。日本趁机插手满洲,俄国策动外蒙独立,内蒙古、西藏、新疆也日趋不稳,大中华分裂迫在眉睫。张謇大急,提出以共和政治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俄人垂涎蒙古,非止一日。为今之计,唯有蒙汉合力,推诚布公,结合共和政治。强邻觊觎,可以永绝。汉、蒙、满、回、藏五族,皆有选举大总统之权,也都有被选为大总统之资格。”

此时,革命党武昌起义的旗子是“十八星旗”,象征着建立不包括满蒙藏疆的十八省汉族国家。而张謇等立宪派主导的江浙等地,使用的则是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象征着包括满蒙藏疆在内的二十二省。为“五族共和”上下奔走的江苏督军程德全与浙江督军汤寿潜等人,都是张謇的立宪派骨干。张謇与革命党黄兴、陈其美、宋教仁、伍廷芳等人交情深厚,并在“五族共和”上达成一致。最终,立宪派与革命党内部力量共同促使孙中山正式提出了“五族共和”。

而在清廷这边,张謇一方面支持袁世凯维系多民族大一统,一方面在起草的《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提出“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如今史学界对梁启超、杨度等人在“五族共和”基础上创造的“中华民族”概念已有定论。但深究史料当可发现,从革命党到袁世凯到清廷,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一手托南北”,对政局向“五族共和”的实际转变发挥了更为重大的作用。看到如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看到如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念及“张謇们”当时的良苦用心与惨淡经营。

二

张謇与袁世凯有五年紧密合作。

1911年6月,他绕道彰德与斥退在家的袁世凯共商大计劝其出山；1912年帮袁世凯协调南北运作临时大总统；1913年为袁世凯将梁启超请回国共组“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1915年底在袁世凯称帝之前辞职回家。

对袁世凯的历史评价另当别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张謇对袁世凯绝非政治依附。他青年时即认识袁世凯,深知其权术心性,并因此断交二十年。与许多士大夫一样,张謇当时心中迫切希望的,是找到一个能尽快维护大一统的中央权威,哪怕这个权威是脆弱的。如同他在《共和统一会意见书》中所写,“设有力之枢机,而即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更如同他在去世三年前写的《啬翁自订年谱》序言中所说,民主发端于法国和美国,因民主政治在“灭害平争”方面优于君主政治,所以自己笃行民主十四年。但后来发现,单纯的民主制度虽然将一二人之专分散为千万人之专,但争战还是一样的。因为国家权力像鹿散于野而无主,反而激发了更多的恶斗。要熄争止战,只有建立唯一且强大的政治中心,才能恢复统一和秩序。“一国之权犹鹿也,失而散于野则无主,众人皆得而有之,而逐之,而争以剧。一人捷足而得之,则鹿有主,众无所逐,而争以定。”

他与革命党不同。究其出身来源,张謇的状元并非由道德文章一蹴而就,而是从军务起家,辗转游幕,办理实务。他一生对“实务”有着非同常人的执着,对政治人物的判断也将“治平能力”列为首位。

1912年1月3日,孙中山回国之后的第12天,张謇就急迫与孙中山见面长谈。谈话内容大致涉及了新政权的军队和财政等实际问题。而孙中山对此类问题则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尽管张謇之后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一直称颂不已,但他当时却评价孙“不知崖畔”。他认为孙中山不太懂中国实际,“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民族、习俗、政教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和孙中山相比,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也许能以最小的动乱成本维持大一统。况且,袁世凯在天津的新政,亦证明了其治国能力。

张謇选择了袁世凯。以东南士绅领袖身份为袁接任临时大总统而在南北和谈代表之间进行幕后斡旋。与孙中山谈话7天之后(1月10日),他将南北斡旋成功的结果通报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公一切通过”。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的第二天(1912年2月13日),他立即辞去了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投入北京政权。

投入北京政权不到一个月,张謇创建了民国建立以后第一个采用党的名称的政治团体——“统一党”,其纲领是“团结全国领土,厘正行政区域”“完成责任内阁”。身为立宪派领袖,亲自组织的第一个政党,不叫立宪党,而叫做“统一党”。

当宋教仁被刺案激起国民党“武力讨袁”时,他力戒南北分裂,主张法律解决,谴责国民党好战派“不凭法律,不凭议案,而先自南北分裂”。他的观点影响了革命党人汪精卫与黄兴,使黄兴秉持“法律解决”徘徊了较长时间之后才最终反袁。

当袁世凯取消国会后,同为“名人内阁”的熊希龄与梁启超愤而辞职。作为国会的创制者,在没有国会的一年多里,他却留了下来,冀望着袁不要迈出最后那一步。但他彻底失望了。张謇为了大一统能容忍“终身大总统”,却不能容忍复辟帝制。因为,他的底线不只有统一,还有共和。

谁搞分裂,张謇反对谁；谁反共和,张謇亦反对谁。他的一切变与不变,都围绕着“统一”与“共和”这个双向合一的主题。

当袁世凯维护大一统,张謇选择支持袁；当袁世凯走向帝制反对共和,张謇选择与袁分道扬镳,袁再度请求他帮助“转圜南北”,他断然拒绝。但护国战争亦不是张謇心中所望,他没有参与梁启超在各地的策反活动。他认为,打倒一个大强人,会放纵出无数小军阀,造成更大的分裂。他当时做的是劝冯国璋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维持共和国体,继承而不是分裂北洋,以换取全国“统一”与“秩序”。

也是在《啬翁自订年谱》序言中,他写道,虽然一人可“得鹿”,但如果得之而不为公心,一定会失去。人皆有私欲,确保权力为公不为私属,只能依靠宪法。而民国宪法的根本精神,正是共和。“然一人独有众之所欲,得而又私,而不善公诸人,则得亦必终失……世固不能皆舜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宪法。”

可惜,在张謇的时代,拥有统一能力的人,没有共和之灵魂；拥有共和灵魂的人,又没有统一之能力。这是他依违不定、彷徨其间、无力回天的时代悲剧。他生早了二十年,他的理想,只能由一批新的历史人物来实现。

三

1916年之后,张謇不再涉足政治。他回到南通,转向了扎实的地方建设。

张謇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拥有城市规划的近代城市,第一个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的县级单位,创办了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个纺织学校、水利学校、水产学校、航海学校、戏剧学校。第一个公共博物馆,第一个气象站,第一个测候所。他建设医院、养老院、剧院,扶植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他甚至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森林法》……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的政纲。他搞了大半生政治,无非是想在全中国土地上作这样宏大的开发。既然时非所与,那只能建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作示范了。

这些眼花缭乱的“第一”之中,最重要的,是教育。这是他的第三个标签。无论在他权力鼎盛事务繁忙时,还是在他退出政坛能量微薄时,都不遗余力办教育。但他办教育的方法,又与别人大不相同。

他的朋友中,蔡元培重塑了北大,严修创办了南开,办的都是大学。只有他,力主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应覆盖全社会而不留任何盲点,应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开始。他自己生活上至勤至俭,却倾其所有,连续十几年,一口气办了近四百所各种门类的基础学校,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早在1903年他去日本考察教育时,要求“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者。”

蔡元培不同意张謇。他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可张謇却认为,老师可以从师范里来。小学为先,师范为本,办基础职业教育,才是数十年后彻底提升国民素质的根本之法。他和黄炎培一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甚至还去改造妓女和囚犯,还去教盲哑人。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对国民教育方向是精英化还是平民化的问题,对扶贫攻坚等民生工程,仍有探讨价值。

他的朋友们办的那些大学里,出来了一批批中国现代化精英名流,他的朋友们也自然成了一脉脉学派领袖,名满海内外,桃李遍天下。而张謇学校里出来的,是一批批优秀基层教师,一批批有文化的工人农民,一批批医生与农技师,一批批学会基本技能的残疾人和被改造过的囚犯妓女。这些人没有能力来光大他的名声,支撑他的学派,而是化成了中国现代化沃土中的一粒粒种子,化成中国国民素质脱胎换骨过程中的一滴滴清泉。至今,没有一个近代名人说自己是张謇的学生。

功成不必在我。功不必急功近利而成。功当在多年后验其效。南通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但一百多年来,却始终保持着模范城市的地位。正是这些有文化的普通人,持续孕育出几代新中国的各界骨干。张謇创办和支持过的那些学校,他生前绝没料到,多年后都发展成为海内闻名的大学。他1902年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附设农科,变成了扬州大学；他1905年支持创办的复旦公学,变成了复旦大学；他1915年参与创办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变成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他1917年支持复校的同济医工学堂,变成了同济大学。他曾经资助并任校董的南洋公学,变成了上海交通大学；他参与发起并任校董的暨南学校,变成了暨南大学。还有一批他创办的更为专业化的技术学校,也变成了各行业的最高学府。如他1910年创办的中国陶业学堂,变成了景德镇陶瓷大学；他1911年创办的吴淞商船学校,变成了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他1912年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变成了东华大学；他1912年创办的吴淞水产学校,变成了上海海洋大学；他1915年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变成了河海大学。

再回到人们最熟悉的那个老标签“民族工业家”。和其他搞航运、交通、化工、金融的巨子相比,他主要搞轻工业,兼以开垦盐荒治理淮河。一度想发展航运,但并没有成功。大生纱厂只有1912年到1921年的十年好光景,1925年就被债权人接管了。然而,是张謇,而不是那些更成功的巨商们,被现代企业家们追溯为精神领袖。因为他主动挑到肩上的社会责任,远远超出了“实业家”和“商人”的身份。他从来不是想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是想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他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是,企业家不仅要做大,更要做实；不仅要爱国,还要爱社会；不仅要办慈善办公益,还要育平民担责任。这是士大夫的根本价值观所决定。而企业家精神加传统士大夫精神正是中华近代商道的内核。这方面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就不多讲了。

四

张謇逝于1926年8月,是因为发烧。发烧了他还要照常一意孤行,和工程师们一起去视察江堤。结果越烧越重,二十四天以后就去世了。临终时没有言语,没有计划,没有留下遗嘱。

他的最后几首诗,是生病前三天的《星二首》。这一天是农历六月十八,本来应该有较圆的月亮。他夜深不眠,守候许久,却没等到。

江昏不得月,暑盛独繁星。

掠电偏难掩,摇风闪未宁。

有人愁太白,无始满空青。

岁已非吴越,占家莫狃轻。

聚若真成汉,沉忧独庶民。

在天犹没浪,照地若为春。

帝坐虚共主,农祥愿丈人。

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烟尘。

“江昏不得月,暑盛独繁星。”没有皓月一轮,只有星斗漫天。如同1926年的中国,几十个割据的军阀,百十个争斗的政党,实质的统一仍遥遥无期。此时,北伐军刚刚誓师出征(7月9日)。“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烟尘。”新的历史因缘,将在这烟尘中诞生。

关于对张謇的历史评价,胡适的“序言”流传最广。胡适比张謇小三十余岁,从没见过张謇,但却是张謇参与筹办的“中国公学”所培养出来的。是他撒播的诸多因缘中的又一个。胡适写道:“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张謇的政治道路,是失败的、中断的。但他顽强地创造了无数条覆盖于荆棘下的小路,经过百年大潮洗刷之后,这些小路显露出来,密密麻麻连成了一条新的路网,到今天还能供人行走。

他做的时候,未必知道哪些能留下来,不过凭借着一颗纯正的初心。家国天下的初心,无论如何变迁,始终不会错。

因此,张謇是谁?胡适的序,不是结束,只是开始。对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一样没有结束,只是开始。

1903年底张謇起程赴日本考察时随带颐生酒

1904年首次参加日本大阪召开的万国博览会，由于颐生酒酒醇味美，博得一致好评并荣获大奖

1906年颐生酒参加意大利万国博览会获金奖，这是国内酒类获得的世博会第一块金牌

1907年通海实业公司，大生纱厂等企业在颐生投资股本总额高达7万两白银

1910年民国农工部在杭州召开全国博览会，颐生酒又获奖状一枚。此后又在直隶，南京等地八次展览均获优质奖，所以在国际，国内声誉鹊起，各方争相订货，产品行销各地

1912年工厂先后从上海等地购得东三省运来的高梁2千余担作酿酒原料。产品曾一度销至江苏苏州，浙江嘉善，江西南昌，九江等地，同时张謇用来送给北洋军队的酒品渐增，如寄安庆科将2千余箱，寄南京稿军2千余箱，及北京朝廷及两江总督大员等

1919年张謇撰写厂联“有秫足供彭泽酿，如荣能表洞庭春

1926年颐生酿造公司负责人由徐箐宜（张謇之妻）改为孔海泉

1928年颐生酿造公司资金充足，设备相应增加，先后从国外购入25匹柴油机等设备，用于发电，粉碎，的职工增加到了36人，一班改为两班制生产，还从大连，上海等地运来大批高粱，当时的颐生酒商标有地球和船牌两种

1930年通海实业，大生与颐生酿造厂消除合股关系，由徐箐宜独资经营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海门，颐生酒厂一度成为日寇的据点，同时遭到日伪军的洗劫，生产设备受到严重破坏

1942年至1949年先后由李庆祥，汪育元负责经营

1949年解放后由张謇嫡孙张绪武交由海门酒类专买所经营后又改为国营颐生酿造酒总厂

1962年在盐城召开的省食品会议上，颐生酒荣获全省质量第一，同年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地区酿酒会议上，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被评为华东地区质量第一

1964年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留下的原料短缺等困难，生产断续无常，较不正常

1972年后在省和县级**的支持下又恢复了正常生产并扩大的产量

1980年又被评为地方优质产品称号

1988年参加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获金奖

1995年参加北京国际食品博览会获金奖

2003年11月企业改制更名为颐生酒业